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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建團100周年，團結引領廣大團員青年永遠跟黨走、奮進新征程，以實際行動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特開設“黨領導下的青年運動史”專欄，讓我們一起走進中國青年運動史，追尋信仰之光，勇擔青春使命。
1939年
1月國民黨五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以后，國民黨一天天強化它的法西斯特務統治，加強對我黨的政治壓迫和軍事進攻，連續發動了反共高潮。從而對抗日青年運動采取壓迫政策，國統區許多青年愛國團體遭到迫害和解散，大批進步青年被逮捕、殺害、估計當時被囚禁的男女青年有一、二十萬人。
3月18日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決定5月4日為西青救成立紀念日，5月1日至7日為青年參戰動員周。并向全國青年提議，定五月四日為中國青年節。
4月5日中央青委關于紀念“五四”，給根據地和大后方分別發出指示，要求對西青救提議“五四”為中國青年切，在各青年團體宣傳和討論，并號召本年5月4日全國各地舉行擁護中國青年節的運動及紀念西青救成立兩周年。
4月6日八路軍總政治部、中央青委發出《關于部隊紀念“五四”青年節工作的指示》，明確指出中央青年決定每年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部隊青年工作，應以擁護青年節的運動為目標，進行有計劃的檢閱與更大的推動青年工作積極活躍起來。應在粉碎日寇掃蕩華北，鞏固根據地的總任務下，高度地鞏固并提高部隊。
4月16日《中國青年》在延安復刊，由當時全國青年聯合會延安辦事處宣傳部主辦，共出三卷二十七期，至1941年3月因故停刊。《中國青年》創刊號刊載了朱德同志給西青救戰工團的講演。他指出，現在是戰爭的時代，革命的青年不學會打仗，決不會把中國弄好。怎樣打用什么打？第一是用武器打；第二是用人打；第三是用政治工作去打；第四是用經濟的戰斗。打好這四種仗，才算完成了戰斗任務。
5月4日延安青年舉行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紀念大會。毛澤東同志到會作了《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講演。在這篇講演中，毛澤東同志發展了中國革命問題的思想，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前途，肯定了中國青年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作用，總結了中國革命和“五四”以來青年運動的歷史經驗，為中國青年運動指出了勝利前進的方向。
6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模范青年給獎大會上發表講話。他指出，青年應該把堅定正確的方向放在第一位，模范青年是代表中國老百姓，要一生代表他們。自己代表還不夠，并且還要教訓兒子，中國革命沒有成功，要長期斗爭永遠奮斗。
8月13日陜甘寧邊區學生救國聯合會在延安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同志出席會議并講話。他提出只有充分揚民主，才能打倒日寇，取得最后勝利。大會通過了邊區學聯工作綱領，鄭重提出《號召粉碎日寇漢奸破壞國防教育與學生運動》的提案。
12月16日《新中華報》發表了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一二九’紀念大會上的講演詞》。“一二九運動推動了‘七七’抗戰”。毛澤東同志高度評價了一二九運動。他說，“‘一二九’運動將成為歷史上一個大紀念日。”
1940年
5月4日毛澤東同志為中共中央寫給東南局的指示中，提出在國民黨區域的方針是：“蔭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躁和暴露。”在這一總方針指導下，國統區青年工作由過去轟轟烈烈的抗日救國運動，轉向蔭蔽的分散的活動。
6月3日黨中央書記處作出了《關于目前國民黨區學生工作的幾個決定》。提出“今后在國民黨區學生運動的根本方針：應是長期的潛伏發展，積蓄力量，爭取人心，故工作重心應由校外救亡工作立即轉為校內學生工作。”
6月7日黨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加強戰區青年工作的指示》，對華北及戰區青年工作提出了四項中心工作：建立青年武裝及半武裝組織；加強青年中的文化政治教育，并協助黨政機關開展國民教育及文化運動；改進青年生活，提高青年社會地位；積極參加瓦解敵偽軍的工作。
12月中央青委在重慶召開了國統區青年工作會議。會議傳達學習毛澤東同志關于在國民黨區實行“蔭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總結了青年運動的經驗教訓。馮文彬、胡喬木、蔣南翔等同志參加了會議。
12月12日中央青委發出《關于青年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國統區青年工作的基本任務：“一是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一是開展統一戰線擴大政治影響，兩者不可偏廢，而其統一的中心一環，就是黨員必須加強社會活動，取得社會地位。”《指示》中提出青年統戰工作的對象應該首先選擇青年易于接近者和關心青年者，主要是學校當局；各界名流與學生家長；青年的合法社團；國民黨三青團之各機關，成尤其是下級干部和團員；廣大的中立青年。進行青年統戰工作的方法是，贊助上述各種人的一切有益或無害的活動；進行各種組織活動，應盡量爭取上述人士的指導、贊助、參加與合作，廣交朋友，在學校尤須注意與國民黨、三青團、及學校當局交朋友；必須重視社會關系和自己社會地位，糾正孤獨清高輕棄自己社會地位的錯誤；交友工作中絕對不得暴露自己的政治關系；選派未暴露的黨員參加三青團，長期埋伏，取得地位，適當贊助進步分子，促其分化。
1941年
6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青年工作的決議，糾正青救會自一九三九年以來產生的青年主義偏向。決議指出，青年運動應該有組織上的獨立性，但必須在黨的統一領導下進行活動。同時指出，必須把完成一般任務（抗日、民主、生產等）與青年特殊任務（教育、學習、婚姻、娛樂、改善生活等）兩者明確結合，不可偏廢。在青年工作中要注意引導青年發揮積極作用，而不能使他們和成老年相對立。之后，青年主義偏向就逐步改正。
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中央青委組織問題的決定，決定中央青委由凱豐、馮文彬、宋一平、蔣南翔、高朗山五同志組成。凱豐同志為書記，馮文彬同志為副書記。
1941年日寇向根據地頻繁進行“蠶食”、“掃蕩”和“清鄉”，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又加上當時華北各地發生嚴重天災，因此使根據地面臨極端困難局面。在黨的領導下，廣大青年積極參加了鞏固根據地的斗爭和工作，在武裝斗爭、減租減息、大生產運動以及文化建設和政權建設中，都做了出色的成績。
1942年
下半年黨在重慶、成都等地的青年工人，職業青年和青年學生中，建立了一種進步青年的秘密組織，領導稱之為“據點”。它的特點是沒有固定的組織綱領和組織系統，規模小，不發生橫的關系，也不能轉移關系。在當時惡劣環境下，它便于蔭蔽，有利于保存和積蓄力量。
1944年
9月中國共產黨和其它民主黨派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進一步激發和鼓舞了青年對國民黨的憤怒和反抗，不斷掀起反對國民黨獨裁專政的浪潮。
10月7日成都五大學七個學術團體聯合召開“國是座談會”，參加會議的兩千多人，大會宣傳了黨的主張，高呼“結束一黨專政，組織聯合政府”的口號。這是1940年以來成都第一次公開舉行的大型集會，影響到國民黨統治的西南地區。周恩來同志曾肯定了這次座談會的意義。
10月在“據點”的基礎上，成都建立了中國青年民主抗日協會（簡稱“民協”）。“民協”初成立時，主要是在一些地下黨員的領導下開展活動，后來和成都地下黨組織正式建立了關系。在黨的領導下，“民協”在組織成都青年群眾開展斗爭中起了重要作用。
10月14日蔣介石發動“十萬知識青年從軍”運動，誘騙學生為其效勞。
10月31日成都市偽警察數百人包圍市立中學，打傷學生三十余人，逮捕四十多人，造成“市中血案”。為聲援市中學生，11月11日成都召開了一萬余人的群眾大會，揭露國民黨歐打學生暴行，并舉行示威、請愿。
12月在延安青年紀念一二九運動大會上，劉少奇同志作了題為《和廣大工農兵相結合》的重要講話，向青年提出了奪取坑戰后勝利的正確道路。他說：“一二九時代青年學生，已經提出了一條道路－－到鄉村去，到革命的武裝部隊中去，和人民特別是和農民結合起來，在共產領導之下，建立革命根據地和進行抗日戰爭。這是一切革命青年學生在民族危機中爭取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在黨的領導下，昆明建立和秘密先進青年組織－－民主青年同盟（簡稱“民青”）。“民青”的主要成份是學生。它有宗旨是“在中國實現新民主義”，“受最先進政黨的領導，同民主力量合作”。抗戰勝利后，特別是解放戰爭中“民青”積極參加反美反蔣運動。建國以后，“民青”的盟員大部分轉入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1945年
3月國民黨特務打互重慶電力公司工人胡世合，重慶工人、學生和職業青年一成余人舉行公祭和出喪游行。抗議國民黨特務暴行。在群眾壓力下，國民黨被迫槍決了兇手。
11月25日云南昆明學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針對美蔣反動派發動內戰的罪惡活動，掀起了反內戰、爭民主的學生運動。25日晚上，西南聯合大學、云南大學、中法大學及英語專科學校等學生自治會舉辦了反內戰的時事晚會。國民黨派出特務和大批軍警包圍了會場，向大會亂放小鋼炮、機關槍。學生和進步教授鎮靜開完晚會，并通過了反內戰宣言，挫敗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搗亂。反動派無恥行徑引起學生憤慨，第二天開始了總罷課。
12月1日國民黨反動派對昆明的愛國學生運動進行殘酷鎮壓。他們派出特務及軍警數百人，有計劃地攻打西南聯大等地。打死潘琰、李魯連、張華昌、于再等四人，打傷六十余人，釀成“一二一”慘案。慘案發生后，全國震動。上海、重慶等十余大中城市的學生及各界人士紛紛舉行聲援示威和罷課，抗議反動當局的血腥屠殺。
12月7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聲援昆明學生的斗爭，延安及晉察冀、山東、晉綏邊區的廣大軍民熱烈支援昆明學生。
12月9日周恩來同志在延安青年紀念一二九運動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高度評價一二一運動，指出：“我們處在新的一二九時期，昆明慘案就是新的一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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